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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村到老司城
来源:本站 点击数:376次 更新时间:2016/12/19 14:01:31
从王村到老司城
——永顺彭氏土司的历史踪迹
柴焕波
国家级文物考古研究员  厦门大学毕业,出多部书籍《西藏游踪》.《武陵山考古纪行》.《湘西画卷》.《武陵山古代文化概论》
 
   湘西酉水流域上古为要服,周宣王时为蛮方,在秦楚争霸的战国中晚期,酉水作为勾通秦楚之间的交通孔道,曾一度成为争夺的焦点,楚时设黔中郡,秦置洞庭郡,汉设武陵郡,武陵郡包括洞庭湖西北和鄂、渝、黔一部分,永顺属当时的酉阳县,县治在今王村。
    王村对岸的白鹤湾曾发掘出大量的战国楚墓。王村纱帽山下连绵的山坡上,是长约1公里、宽约百余米的汉墓区,在公官坪、官衙坪、丛树包、杨家坪、贝尔中学的两汉墓地中,出土过陶器、青铜器、滑玉器等遗物。酉阳古城也象酉水边同时期的里耶古城、保靖四方城一样,为帝国承担着扼守交通要道的职能。王村码头原有“楚蜀通津”、“酉阳雄镇”的题刻,反映了这种地理态势和建置沿革。
    秦汉以来,中央王朝与湘西地方豪族之间的冲突不断,这类战争不绝于史。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夏,马援征蛮,结果被相单程阻击于沅水清浪滩以下的壶头山附近,官兵纷纷患疟疾,马援本人也“马革裹尸”而还。 南朝,汉族地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不拿官税,结党成群,动有数百千人。”武陵山区一时成为了华夏人民的逃避薮。至隋统一时,以酉水流域为中心的武陵山区“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周书》卷49)
    黄巢起义以后流寇现象此起彼伏,湖南蛮人纷纷自立,一片乱象。原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州、县或被废弃不顾,或为少数民族首领起兵自保,豪杰并起,又旋起旋灭,在这个历史的浪潮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酉水流域大姓豪族的结盟者,他就是五代时自署为溪州刺史的彭瑊,他的出现,深刻影响了以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割局。
    自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年)楚王马殷救彭瑊归楚,并以瑊为溪州刺史之后,彭氏在溪州“以恩结人心”,为溪洞“诸蛮”推戴,而世有溪州之地。在第二代彭士愁之时,势力急剧增大,自恃“昆弟强力,多积聚,故能诱动诸蛮皆归之”的势力,于天福四年(939年),挑起了溪州之战。
    溪州之战虽然使彭士愁扩大疆域的企图受挫,但政治上却大获利益。战后,彭氏与马殷立铜柱盟誓,彭士愁愿“归顺王化,永事明庭”,而楚国以彭士愁接受其名义上的统治为条件,答应了彭士愁一系列要求,确认了彭氏的合法统治。彭士愁长子师裕为永顺土司之祖,次子师杲为保靖土司之祖,父终子承或兄终弟及,历五代的梁、唐、汉、周和宋、元、明、清九代王朝,共计八百一十七年。
溪州铜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形为八面,由五千斤铜铸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
溪州铜柱就一直树立在酉水之畔会溪坪的荒野蔓草中。

    距王村不远的九龙蹬,就是当年溪州之战的古战场遗址。九龙蹬地处铜柱溪与酉水河交汇处,山势重叠,状若九条。遗址位于一个独立山顶上,呈马鞍形,面积约4000平方米。建筑大体呈方形,长、宽约25米,局部修凿成两进,四周利用自然岩体,人工垒砌成保坎,地面为自然岩石面,建筑北部有三道人工砌成的石级。表土中普遍分布灰青色瓦片。在遗址南端灰沟中出土大量遗物,年代很杂,最早的可到秦汉时期,以陶鬲足、铜钺为代表,五代时期遗物以大量的釉陶为代表,零星散见于地表的还有明清时期青花瓷片。
    九龙蹬四周都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仅有羊肠小道可以攀登而上,通过遗址背面的一线小道,可从对岸山洞取水,从现场可以体会到铜柱上所描述的“跨壑披崖,临危下瞰,梯冲既合,水泉无汲引之门,樵采莫通,粮糗乏转输之路”的地形特点。《通鉴》卷二八一:“士愁兵败弃州走保山寨”,《铜柱记》中“征鼓之声,震动溪谷,彼乃弃州保险,结寨凭高,唯有鸟飞,谓无人到。”九龙蹬遗址应是“保山寨”的所在。《铜柱记》中“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是指将位于山坡上的州治,迁移到平地。这个山坡上的州城,即五代彭氏集团主要活动中心下溪州州治,推测应在王村。王村汉代墓葬区的上方有一片开阔地,民间称为“衙门坪”与“公官坪”,以纱帽山为背,以酉水为障,左侧小河从东部流过,前有荷花池,其格局俨然土司的城池。城的下方称为走马坪,有古道直上九龙蹬。1997年发掘“公官坪”建基工地时,挖掘出板瓦1块,与里耶出土的汉代板瓦略有不同,能否晚到五代,值得进一步工作。熙宁五年(1027),彭师晏袭州事,宋王朝下诏筑下溪州城,即《铜柱记》中提到的“平岸上的州城”,城址在会溪坪,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凤滩水库时淹没。溪州铜柱的原址就在九龙蹬与会溪城之间的铜柱溪旁。
    土家族既不是生物学上血缘传承的自然结果,也不是语言的单位,而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族群。以彭氏及其所代表的蛮族五姓(田、向、覃、朱、龚),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激烈争斗中,激发起族群的内聚力。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生活舞台,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整体的情感。加上中央王朝“蛮不出峒,汉不入境”封闭政策,使它在不太漫长的几个世纪中,逐渐特化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民族:土家族。
    溪州铜柱象征着是土家民族的历史底蕰和精神气质,是土家民族的族徽。

    自王村以西,沿酉水支流牛路河上溯,激石奔沙,水势奇险,两岸悬岩,夹峙上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发的猛洞河漂流正在此处。牛路河在北距老司城约十华里拐弯处,形成面积约5万平方米、高出水面约十余米的台地,地名弄塔,龙潭城就建在这一台地上。
    五代时彭氏势力独大,田、向诸姓依附于它。大约在彭仕曦、彭师晏、彭师宝时期,彭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子弑父,兄杀弟,内部又有庶嫡之争,彭氏元气大伤。诸姓可能在此时各自独立。元代,原来的溪州被分割为永顺安抚司、葛蛮安抚司(辖南渭州)、思州安抚司(辖麦着、会溪、施溶三感化州和驴迟峒、腊惹峒)。永顺彭氏土司实际所辖的空间变得极为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彭氏土司从无险可守的下溪州州治会溪坪退守到城池隐蔽、四面天堑的龙潭城,实属合乎情理的选择。 “永顺司宗谱载,彭氏祖宗多葬弄塔村。”(乾隆58年《永顺县志》卷一地舆志)“龙潭城在云蔼山下,其地一名弄塔,宋代彭允林建治于此,遗址尚存。”(民国《永顺县志》卷七建置志。)但地方史志是否可信,这个城址是否存在,一直没有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1995年,曾在台地中部平坦处发掘两条1×3米的探沟, 出土青花瓷片、陶片及炭末、兽骨等。2010年12月,我们再次调查龙潭城,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了宋代城墙和宋代文化层,证实了一个宋代城址的存在。
    龙潭城宋代城址座西朝东,城墙长约260、宽约140米,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城墙以夯土筑成,残高2.8米,宽约6.5米。城墙外围有明显的因取土筑墙而形成的城壕。城内堆积分为五层,第②③层出土青花瓷片,为明清时期。第④层包含大量宋代白瓷片和极少量的青瓷片、酱色瓷片、釉陶片,未见青花瓷片,为宋代地层。第⑤层为商周时期文化层。这几个地层土质土色区分明确,包含物单纯,并皆有一定的厚度。明代以前土司治所、墓地何在,元代的 “永顺”在何处?这是一段数百年来的公案。龙潭城宋代城墙和文化层的发现,第一次从考古遗存上确认了明代以前的土司踪迹,彭氏土司最初几世纪的景象开始被考古学的光芒所照亮。

    在干戈纷扰的宋元时期,永顺彭氏司治的规制是极为有限的,但家族的传承依然绵绵不绝,这种情况一直到明初彭添保时,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老司城,以山为障,以水为池,万山环拱,林木森森。老司城遗址呈现了土司王朝鼎盛时期的壮丽图景。
    老司城选择在一个偏僻贫瘠的山区,主要出于军事上的目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环绕着城址,又有一系列险峻的军事关隘和防御设施。城址包括宫殿区、衙署区、街道区、墓葬区、宗教区、苑墅区等几个部分。
    宫殿区位于城区北部,依山而建,东北高、西南低。形状略呈椭圆形,周长436米,总面积14000平方米。宫殿区共有四门,大西门为正门,连接右街的卵石古道,残存局部踏步台阶。南侧有门楼建筑。宫殿区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各有一门。城墙的厚度1米左右,以岩块、大卵石垒砌,并以石灰、桐油胶结。大西门两侧的城墙以红砂岩错缝平铺叠砌包边。城墙残高2米左右,西北部最高处达6米。
    宫殿区主体建筑处在宫殿区的中部偏南,依山而建,正对着大西门,自下而上,形成四级阶梯状平台,直达宫墙顶端。地基用夯土筑成,高于四周地面。遗迹包括保坎、墙基、墙体、台级、散水、排水沟等,宫殿区内主要的排水设施G1、G16正承接主体建筑南、西、北三面墙根下的散水,通过宫墙下的涵洞流出宫城外。
    排水沟G10从宫殿区顶端沿南城墙内侧顺势而下,直抵大西门南侧的两个排水孔。G10平面呈半圆形,总长度132米,沟上还有二座横跨的小桥。
    衙署区位于宫殿区南侧,周长408.8米,面积8762.4平方米。其东、南、西墙保存较为完好,一般残高1─2米。衙署区西门残基至今仍出露在地面上,门宽3.4米,以条石作石阶,下通正街。
    老司城内原街巷密布、纵横相通,相传有八街、五巷、两口,现在尚存其名的有: 正街(新街)、河街、五屯街、紫金街、左街、右街、鱼肚街等,其中以正街、右街保存最好。街巷全由红褐色卵石嵌砌路面,构成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案,整齐匀称、古朴雅致,颇具民族特色。
    老司城东南郊是紫金山土司墓地,整个墓地依山势修筑成4列,整个陵园的地表由封土、拜台、“八字”山墙、花带缠腰过道、南北神道及石像生、照壁等遗迹组成,这对于复原明代土司陵园整体面貌,研究明代丧葬文化、土司世系、制作工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老司城南部有一片神圣的区域,这里是土司时期的宗教区,也是土司辖区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据考古勘探并结合地方志,可以确认的寺庙有祖师殿、观音阁、五谷祠、关帝庙、将军山寺、八部大神庙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寺庙,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祭祀仪式,成为聚集民众、加强社会凝结力的一种手段。土司时期屡有征战,将军山祠、关帝庙借助超自然的威慑作用,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沿着灵溪河上溯,在老司城喧嚣街衢的背后,有一片静谧的壶天,在那里,山川秀丽,白沙清流,平冈低阜间分布着众多的土司庄园、别墅、钓鱼台等设施,是土司时期的苑墅区。在灵溪河两岸的崖壁上,已发现8处石刻题铭,记录了土司与家眷与友朋徜徉宴乐的时光。
     “余思垒(注:思垒为土司彭世麒的号)暇时常侍老母同眷属游景,因酣起以记之。”
     “弘治已末岁仲夏,余游同世亲冉西坡游此,得鱼甚多,其日从者千余,俱乐醉而归,思垒记。”
    “嘉靖乙丑季夏,予□内阁大学士徐门下锦衣金垂川、吕松泉、庠士杜太行携宗族等同游于此,美。”
    这些题刻记录了土司日常生活的生动片断,灵溪两岸自然山水,因人文光辉的映照,显得更加美奂美轮,淌洋其间,可以追思,可以凭吊,成为老司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司城宫殿区发掘出丰富的建筑砖雕、瓦当、滴水等,装饰题材包括瑞兽、吉祥物、花草等,象征着龙凤绕脊,瑞气盈门,也衬托出宫殿建筑的庄重威严。这一时期建筑内,贮藏、取暖、排水设施一应俱全,祖师殿正殿柱架木枋,接榫处无凿痕,门窗雕有精美的图案,反映了明代建筑的情况。
    老司城出土瓷片以青花瓷为主,大多为明代景德镇民窑的产品,少量为官窑产品。这些瓷器的题款中,有许多关于永顺土司的专门内容,如“宣慰使司佳器”、“永顺司制”、“五百年忠孝世家制”、“大厅忠孝堂记”、“都督府役徐沅斌贡”等等,说明这批瓷器是为永顺土司专门定制的,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多见。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老司城宫殿区城墙修建于明代早期,衙署区及老司城周边的大量相关建筑也大多修建于明代,如彭显英建猛峒别墅;彭世麒建颗砂行署;彭明辅建谢圃公署;彭宗舜筑壶窝别墅等。从目前已发掘的紫金山墓葬和周边墓葬的资料看,年代最早的是土司彭显英夫人墓,彭显英袭职在明天顺、成化间。老司城周边石刻题铭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
    据清代《永顺县志》记载,土司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袭职后,常感誓下州受辰州约束,于是迁其治于灵溪之福石郡,即今老司城,现老司城后山称为福石山。
    老司城在南宋和元代是否成为彭氏土司的司治所在,这一直是多年来考古发掘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解剖宫殿区南城墙,发现在宫殿城墙填芯土中有灰砖、瓦当和明代早期的瓷片,在城墙下的文化层中,第①层包含有明代早期青花瓷片,第②~⑧层,不见青花瓷片,只出宋元时期的白瓷片以及花纹砖、筒瓦等建筑构件,这表明,在明代修建宫殿城墙以前,老司城已经有了高规格建筑的存在。地方史志关于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修建老司城的记载,很可能是信史。

    那些来自遥远采石场的庞大石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修建老司城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在这个既没有发达的农业、又没有矿产的贫瘠土地上,是什么支撑了它的繁荣? 
    《明史·湖广土司传》:明洪武九年(1376),永顺土司彭添保。遣其弟义保等贡马及方物,赐衣币有差,自是每三年一入贡。永乐十六年(1418),永顺宣慰彭源遣其子率土官部长六百六十七人贡马。在彭世麒一代,进贡楠木的数量极其惊人,如正德元年贡楠木200根,正德十年献楠木300根,次者200根,正德十三年又进楠木470根。
    明代土司“纳贡”和中央王廷“回赐”的次数、规模大大超过前代,这里既有土司取悦朝廷,朝廷恩赐于土司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有着巨大经济利益。
    《明史》还记载:“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战,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 《保靖县志稿辑要》:“明代土司最重要,盖藉以防苗也。”生于深山寒谷的土兵吃苦耐劳,又历经征战训练,作战骁勇,往往攻无不克,以至于苗疆“恃强负固,绝非一朝,朝廷兵威在所不惧,惟畏永保土兵”(清乾隆58年《永顺县志》)
    明故永顺宣慰使彭思齐墓志铭:“公年十一授职,十三父厌世公独理司政无墜,十五奉征施州银山岭,十七征贵州都匀,是后用兵本省武靖镇筸,广西思恩,湖河川陕等处,所至咸克捷有功,屡荷朝廷恩宠,及致政复奉调征彬桂猺寇……,其忠勤大节□如此。” 遍翻彭氏族谱、土司墓志铭,这类征战比比皆是,从明初彭添保开始,这样的征战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镇压镇竿苗民反抗是土司征发的主要方面。值得一书的是抗倭战役,此役肃清了十余年沿海倭寇骚扰,永保土兵为保卫祖国的海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是普通土兵的牺牲,给土司换取了大量的封赏爵禄。这也许是支撑老司城繁荣的秘密。

    历史的图景是静止的,就象灵溪河的潺潺流水,它的转折点是外部的力量,一段完整的永顺彭氏土司的历史,也象一个生命体,有生有死,现在它也走到了尽头。
    改土归流,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这是大历史的潮流。雍正六年(1728年),末代土司彭肇槐自愿改土归流,次年,回到祖藉江西吉安老家立产安居,彭姓有的迁往颗砂,有的迁到太平山坡的新庄,其下辖的三州六峒也随之销声匿迹。老司城从此废弃。出土物显示,清中期以后,精致的外来瓷片绝迹,老司城被以向姓为主的土著和外来者居住。旧的建筑倒坍了,变成废墟,或者其旧址上修建简陋的民宅。旧的街巷被继续沿用,但无力重修。老司城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而返回到它的出发点:一个山多地少,封闭贫瘠,无法养活太多人口的普通小山村。一个昔日的城池就这样堙没在历史的土层之下。
    “客游岁暮数归期
    恋恋司城欲雪时
    五十八旗人尽散
    野梅开乱土司祠”(清孔宪道老司城怀古)

    1941年,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考察老司城,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种自然形势,只具备军事上的意义,而缺乏足够的经济条件,是无法长久持续的,除非灵溪下游的牛路河经人工改造可以通航,或者周围有自然宝藏,老司城的繁荣是不会重现的。他没有想到的是,今天,老司城遗址因为考古发掘而再次被世人瞩目。老司城作为一处大型考古遗址,至少具有以下人文价值:
    1、中华民族从王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土司制度,保持了西南乃至是整个国家的安定。从王村到老司城,永顺彭氏土司800余年来历史踪迹是西南土司制度的缩影。老司城遗址及周边的军事设施、土司庄园、古墓群、宗教遗址、石刻题铭都是丰富的“地面文献”,是历史的血肉,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
    2、湘西武陵山区千山万壑、重岗复岭,聚居于此的土著民族,世称“蛮夷”,自先秦以来,绵绵不绝,少有迁徙。从秦汉大姓豪族到五代以后的大小土司,族属上一脉相承。从古代种族集团、民族谱系来重建华南历史,一进是中外学术界所瞩目的研究课题。彭氏世系及其所代表的田、向、覃、朱、龚诸大姓的渊源和谱系,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
    3、老司城建立在一个地势极为峻峭的山地,依山傍水、因地制宜、魅力独具。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老司城基础设施保存完整,地上地下遗存丰富多样,山川氤氲和城市肌理依旧,城墙、砖雕、建筑、街坊重叠变幻,且与周边瑰丽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极具多元立体的展示价值。发掘后的庞大废墟,将具有惊人的视觉冲击力,其观赏性、真实性、完整性为中国现存城市遗址中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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