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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州土司政权的确立与中国土家族的形成
来源:本站 点击数:332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11:36:39

溪州土司政权的确立与中国土家族的形成

彭司礼  彭 衡

(湘西州土家族文化研究会 湖南省 吉首市 )

摘要:生活在酉水流域的土家人,与来自江西的彭氏家族,为争夺生存空间,相互融合,在创建、发展、完善土司文化的同时,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为形成中国土家族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溪州土司政权  湘西土家人  土家族形成

 

纪念土家族确认60周年之即,我们不能忘记潘光旦、向达等专家教授的艰苦付出,不能忘记田心桃、彭泊等湘西土家儿女的不懈努力。同样,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为土家族的形成有重大贡献的先贤。溪州土司政权的建立、发展与巩固,与湘西土家族的形成、发展与定型,相互依存,相互融入,高度契合,在创造世界土司遗产的同时,对中国土家族的形成同样作出重大贡献,本文试对此作分析探讨。

溪州土司政权始于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止于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土归流”,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元、明、清等九个王朝,历时818年,传28代,共35位刺史或土司。一个家族,而且是外来家族,统治如此长的时间,不能不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大奇迹。2015年7月4日,老司城土司遗产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湖南首个、中国第48个世界文化遗产,蜚声中外。

一、争夺共同的生存空间

诸多史料证明,溪州土司的统治者彭士愁家族来自江西。彭构云是溪州彭氏自北方南迁江西之始祖,溪州彭氏始祖彭瑊是其第四代孙。彭构云其及子孙在江西的前几代生存是安稳的,无论始居的宜春还是迁居的吉安,田多地广,衣食无忧,家族仕途也一帆风顺,彭构云本人学识渊博,皇帝曾三次征召,“欲官之。”其子彭兹,曾任洪州进贤令,其孙彭倜,曾任袁州宜春令,其重孙彭辅,曾任进士、加官光禄大夫、信州刺史,其第四代孙彭瑊,曾任吉州刺史。天有不测风云,唐未农民起义搅乱唐朝天下,一时群雄四起,彭氏家族在江西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因吉州之乱,窥杨行密之不轨,公从玕兄奔楚,投楚王马殷麾下。”[1]彭瑊、彭玕兄弟来到湖南后,兄彭玕任彬州刺史,弟彭瑊任辰州刺史。[2]

在江西失去生存空间的彭瑊吸取江西失利的教训,率领其子彭士愁在溪州文韬武略,大展拳脚。其策略是先取溪州,站稳脚跟,再扩疆域,称霸北江。在夺取溪州,奠定基业的争斗中,彭氏家族走出两步险棋,可谓是活一子,满盘皆赢,死一子,满盘皆输。头步棋是彭士愁充当溪州土著头人吴作冲的助手,大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气概。彭士愁走赢了头步棋:“龙山为永顺土司旧地, 齐梁以前不见史册,叛服莫考,土人家乘称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洗罗,辰旗,董补,洛塔,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猛峒,瑊复率众击之,遂逃匿洛塔山,时有漫水司,今隶来凤县,土官之弟向伯林骨肉不和,归瑊 ,瑊令伯林攻吴著冲,著冲困毙洛塔山石洞,瑊以洛塔之地酬向氏,余土尽归瑊。”[3]在溪州站稳脚跟,羽翼渐丰,彭士愁准备实施更为凶险的第二步棋:挑战搭救过自己的楚王,理由是楚王增加了溪州的税赋,扰乱了溪州边界。时值马希范当任楚王,史记马希范荒淫无度,大修宫院,春风得意的马希范怎能容得彭士愁捣乱其美事?针尖对麦芒,一场恶战不可避免,“溪州之战” 如约而至。正当楚国大将寥匡齐战死,楚兵死伤十之五六时,彭士愁指使儿子彭师杲自缚其身,出现在楚国营前,请求盟誓求和。此时的马希范欲战不能,欲罢不忍,彭士愁设置台阶,让其体面下台,双方一拍即合。这场战争是否彭士愁精心设计不得而知,但彭士愁走赢了这步棋却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上,正式得到楚王任命,堂而皇之地任溪州刺史,并世代承袭,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惩,本都士兵亦不抽差,政治、军事、司法三权俱得。经济上,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所有科徭,一并免除。彭氏家族走好关键的两步棋后,实力大增,疆域迅速扩张。“初,北江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洽、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4]

古州名称

今属地

古州名称

今属地

上溪州

龙山县、湖北来凤县

中溪州

今永顺县中部及北部

下溪州

今永顺县东南及古丈地

永顺州

今永顺西部

保靖州

今保靖、四川酉阳、古丈地

龙赐州

今龙阳县地

忠顺州

今湖北宣恩县地

天赐州

今湖北施州地

感化州

今湖北来凤、咸丰地

懿州

今芷江、叙州地

今芷江地

安州

今贵州石阡地

富州

今麻阳县高村地

高州

今贵州桐梓、凤泉地(宋改珍州)

新州

今永顺、新兴(旧县)地

远州

今湖北施州、四川万州地

宁州

今云南曲靖地,清溪镇为其治所

南州

今湖北施州、四川万州地

顺州

今湖北宣恩县地

来化州

待考

[5]由表可知,彭氏家族控制的北江地区,大体分布在酉水流域,并向四周辐射,这些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南的永顺县、龙山县、保靖县、古丈县、花垣县、凤凰县、吉首市,张家界市的永定区、桑植县、武陵源区、怀化市芷江县部分地区、湖北省的来凤县、宣恩县、咸丰县、鹤峰县的部分地区、贵州省的铜仁、松桃部分地区、重庆市的秀山县、酉阳县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正是中国土家族的集中分布区。这不是巧合,而是争夺共同生存空间形成的同一属性人群的聚合。

二、融合共同的文化与语言

语言是文化之根,民族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民族语言还是民族情感的表达,异地他乡遇到同一民族的人用本民族语言交流,会无形产生一种亲切感。

远道而来的彭氏家族,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问题,是强迫人们推行自己的语言,还是融入当地的民族语言?明智的彭氏家族采取后者。许多彭氏土司除汉名外,有自己的土家语名,如迁治所于老司城的彭福石宠,连汉名都记不上了,其子彭安国,土家语名为打恶送,即团结人,有凝聚力之意。老司城流传一则故事,说是土司王给朝廷官员汇报时,开始讲的是汉语,说着不自觉变成土家语了,弄得朝廷官员目瞪口呆。彭氏土司融入土家语言,对土家语言的传播与统一,继承与延续产生积极的作用。土家族居住区域分散,山阻水隔,交通不便,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不易形成共同语言。彭氏家族的到来,由于长年征战,亦兵亦民的土家人,较多时间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流,对形成统一的土家语产生很大的作用,史料显示,彭氏土司征战之频繁,超出人们想像。“自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至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331年内征调永顺土兵共计58次,平均五六年就有一次大型征调活动,其中明朝时期征调最为频繁,前后征调55次。[6] 彭氏土司带头操土家语,演兵操练,指挥作战,等于举办土家语培训班,闲时务农的士兵又是土家语言的义务传播员。事实正是如此,直到改土归流后的大半个清朝时代,土家语言的普及率依然在95%以上。县志、府志记载,改土归流以后,一些知府、知县下乡办公,还得带上翻译才能与当地百姓交流。直到现在,湘西州龙山县、保靖县、古丈县仍有4—5万人操土家语交流。

随着语言的融入,语言所储存的文化信息,不断冲刷彭氏土司们的心灵,土家人的信仰、舞蹈、戏曲几乎被彭氏土司全盘接受。

土家人信仰八部大王,视八部大王为自己的祖先,每年都要举办“舍巴日”祭祀八部大王,“舍巴日”为土家语,“舍巴”为土家人先祖之意,“日”为做的意思,“舍巴日”为倒装语言式,意为做敬祖先之事。“舍巴日”包括舍巴祭和舍巴乐两个部分。舍巴祭由梯玛掌坛,梯玛即土家人认定的“人神之间的使者”,陈上“三牡”、“五谷”供品,按严格的祭祀程序:请祖先、扫堂、封净、迎神、接驾、安位、闯堂、绞旗、送神等议程;舍巴乐即进入欢庆程序,涉及摆手舞、摆手歌、摆手锣鼓、茅古斯、打溜子、咚咚奎等众多的土家文化事像,其基础是土家族万物有灵、敬畏自然、崇拜祖先、崇尚生命理念的物化反映。彭氏土司入主溪州后,即加入到祭祀行列,在自己的治所建八部大王庙,定期举办祭祀活动。就是被自己斩杀的土著头人吴作冲,或是出于信奉鬼神,怕吴作冲阴朝作乱?或是适应土家人对已故头人思恋?也许二者兼有,彭氏土司在自己的治所建吴作祠,并亲自供奉。

土家人爱跳摆手舞,摆手舞的突出特点是手脚同边摆动,据说是来自人们山路相逢让路的动作。土家人居住地山陡路窄,路人碰面相让需手脚并陇同步移动才能让开,由此成为摆手舞的基本动作。摆手舞流传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酉水流域及沅水流域一带。湖南湘西自治州的永顺县、龙山县、保靖县、古丈县为主要传承地。摆手舞通过动作募仿,反映土家人的生产生活状态。如狩猎舞表现狩猎活动和摹拟禽兽活动姿态,包括“赶猴子”、“拖野鸡尾巴”、“犀牛望月”、“磨鹰闪翅”、“跳蛤蟆”等十多个动作。农事舞,主要表现土家人农事活动,有“挖土”、“撒种”、“纺棉花”、“砍火渣”、“烧灰积肥”、“织布”、“挽麻坨”、“插秧”、“种包谷”等。彭氏土司入主溪州,摆手舞不仅得到延续,而且还得到更好的发扬。“各寨有摆手堂,又名鬼堂,谓是已故土官阴司衙署。每岁正月初三到十七日止,男女聚集,跳舞唱歌,名曰摆手,此俗犹存。”[7]摆手舞也有三月、五月举办的,谓之“三月堂”、“五月堂”。 “土民赛故土司神,旧有堂曰摆手堂,供土司某神位,陈牲醴,至期既夕,群男女并入。酬毕,披五花被锦帕首,击鼓鸣钲,跳舞唱歌,竟数夕乃止。其期或正月,或三月,或五月不等。歌时男女相携,翩跹进退,故谓之摆手。”[8]可以看出,土家族摆手舞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摆手舞中所祭祀的祖先神灵中,就有“故土司神”。彭氏土司当然求之不得,每年都要在治所举办大型摆手活动,有诗为证:“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福石城乃彭氏土司最高统治机关,举办如此盛大的摆手活动,其导向作用不言而喻。在土司的引导下,文化活动严然成为土司维持政权的工具。也使土家文化得到很好的普及与传承。

融合是相互的,彭氏家族也带来了汉族地区文化元素。首先是套用朝廷官衔设置。溪州铜柱铭文是现今保存下来的彭氏政权最早的官方文书,从中可知,溪州彭氏政权是用汉文记事的,铜柱铭文虽是楚国起草,但彭氏政权的官衔设置却是当时朝廷通行的官衔制度,彭氏政权参加与楚王马希范谈判的19人涉及四十余项官衔名,显然不是谈判时临时任命的。溪州彭氏在江西时就是朝廷命官,将朝廷命官体系搬来溪州实施是可以理解的。其二是学习建筑艺术,公元1135年修建的土司治所老司城呈现典型的围绕 “中轴线”布局,结合城市周围的自然山水,因山筑城,因水建道,使得整座司城结构严谨,层次清晰,众星拱月,气势非凡。它既突出了山地土司城市军事防御的生存智慧,又具有大气磅礴的古代城市结构气象。这种突出中心的“中轴线”城市结构是对封建帝王都城建筑的一种模仿,是汉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结合的实证。其三是尊旨办学兴教,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皇帝诏谕:“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9]这一诏谕,将读书与职官承袭捆绑,逼迫溪州土司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当时溪州境内尚未有学校,土司子弟求学须得辗转外地,十分不便。永顺宣慰使司彭元锦决定在老司城内创建学校“若云书院”,并从外地请来教师,为其土司子弟及附近官民子弟授课讲学。从此,溪州彭氏土司的辖地有了自己的学校。若云书院虽然是为土司子弟专设,但一些富裕的家庭子弟也可以进入学校读书,从而开创了土司时期文化教育之先河。随着溪州彭氏土司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土家知识分子队伍日益壮大,其中不乏考中进士、举人者。尽管当时能进学校读书的只是少数,但对于彭氏统治地区的思想意识的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溪州彭氏政权的巩固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历史证明,从政权上征服一个民族并不难,但从思想意识上征服一个民族决非易事,溪州彭氏家族采取融入的方式,一方面,接受当地文化,把自己变成当地民族的一分子,一方面把自己的文化融进来,不但赢得了政权,而且赢得了人心。

三、创造共同的经济生活

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发展失去支撑。溪州彭氏土司从五代的雏形到明代的高峰,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完善的。

五代时期,溪州还处于“鸿蒙未辟,狉  榛榛”状态,一首诗贴切地描绘出当时的经济形态:“湖南无村落,山舍乡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土俗不尚农,岂暇论肥硗?莫徭射禽兽,浮客烹鱼鲛…..”。[10]可见当时生产方式还处于原始“刀耕火种”方式。赶山讨吃,伐木烧畲,即在烧过的山地里撤上小米、杂粮,不施肥,不浇灌,待地力不肥时又转移他处,就是人们的生产过程。粮食品种单一,粗糙,以穇子、小米为主。由于种植粗放,所获粮食不多,必须以渔猎和采集野生食物为生活的补充。

彭氏入主溪州,加速了生产方式的转变。首先,加强土地管理,鼓励农民开山种地。肥沃平地良田、耕地河流当然皆土司王府及其官员所有,但鼓励农民开山种地。据永顺县志记载,土司之官,山任民垦种,其鱼塘、菜园、竹木、树木、崖岭等项,令民采用,一无令禁,并不存为公家之物。而民感优游往取,视若已有矣。彭氏土司还确定一些专门用地,如土司彭福石宠当政时,划灵溪河为秦姓捕鱼专属区,龙潭城为秦姓渔度街;划拨义渡田、学田、禅田、禅土。义渡田即保障码头、渡口人员衣食之田,土司时期有马房口、朗溪河、哈泥宫、两岔口、油码头、列夕码头、王村、温潭等溪河渡口,义渡田就在渡口所在地附近。学田即专门为学校开支所划拨的田地。禅田、禅土即为佛教、道教等划拨的田地,老司城四周建有祖师殿、观音阁、城隍庙、关帝宫,土司为四大庙宇划拨田地二十一亩。其二是改变耕作方式,由刀耕火种改为固定田地为主,火畲种植为补充的耕作方式,推行平地开田,坡地垒梯土技术。梯土保土保肥,很快得到人们响应,老司城附近的梯土,竞有一百五十多台阶之多。其三是改进生产工具,人耕改为牛耕,“筒车”代替人力打水,农产品加工由原来的碓、磨改为水冲,碾房、油房、水磨等农产品加工作坊迅速发展。其四是引进优良品种,稻谷、玉米、黄豆等优质农产品在溪州普遍种植,改变了粮食品种结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溪州彭氏土司大力发展边贸经济、征战经济、贡赋经济。从溪州铜柱铭文记载可以看出,彭氏家族入主溪州三十多年后,边贸经济已经一定发展。溪州铜柱铭文载:“凡王廷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溪州土司专门设置义渡田用以维护码头,一方面是为群众生活便利,一方面是方便人们通过水路做生意,促使贸易经济发展。征战经济是溪州土司的一种特殊经济形式,就是通过战争奖励获取经济利益,看似不可理解,实则有其道理,因为战斗胜利了,获得奖励的是彭氏土司,牺牲的是广大士兵。如土司彭世雄:“天顺二年(1458年)调征贵州东蛮,凡三役皆奏奇功,荷玉音褒奖白金文绮之赐。”[11]贡赋经济就是通过给朝廷贡奉获取馈赠。以进献楠木为例:“正德十年,(1515年)永顺土司彭世麒,献楠木三十,次木200根,赐敕褒谕,赏进奏人钞千贯。”仅过三年,彭世麒又送楠木四百七十根,此次奖励更丰:“诏世麒升都指挥使,赏蟒衣三袭,仍致仕;明辅授正三品散官,赏飞鱼服三袭,赐敕奖励,仍令镇巡官宴劳之,免永顺秋粮。”[12]翻阅彭氏土司发展史,征战和贡赋不但没有削弱其经济,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实力,促进了土司经济的发展,明朝是溪州土司征战和贡赋最频繁的时期,征战达55次,贡赋达34次,该时期正是溪州土司最强盛时期,治所福石城呈现“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的繁荣昌盛景象。

由于溪州彭氏土司采取了适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得到当地人们拥护,发掘了人们的生产潜能,创造了较长时期适合人们生产生活的经济条件。《永顺县志》记载的一首诗反映了经济生活发展的情景:“畴事开垦,火种刀耕,人稀土旷,万汇迸生,茶芽賨布,犀角石英,锦鸡野马,桃渔桑鹒 ,梗楠梓杞,麻麦稻 ,输将巩后,直达帝京;仓 庾,储偫 丰盈,含哺鼓腹。”[13]

四、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

在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认知,共同地域交往中,溪州彭氏土司已经完全融入土家之中,成为实实在在的“毕兹卡”(意为本地人),从而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这些素质集中表现在明朝嘉靖吏部尚书徐阶对第二十代土司彭翼南的评价中。徐阶在为彭翼南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入而孝,出而忠。”[14]

勤劳、勤学、勤政是土家人的本能。勤劳,土家人居住环境险恶,不勤劳难以生存,日出而起,日落而归,练就了土家人勤劳的品格。勤学,土家人有语言无文字,吃尽无文化的苦头,特别重视读书习字,家谱均有教育孩子读书的训条:“家不论贫富,子孙不论贤愚,首在读书。”宣慰司彭世麒“常夜读,寒署不懈。”至今留有彭世麒的石刻诗篇:“古洞爽开处,藏春别有天,百壶酬胜赏,一笑了情缘。”勤政,亦有石刻为证:“收粟一万称,以备赈济。”威震四方的土司王亲自上门收粮,且是为备赈济,足见土司勤政的身影。

土家人强调凡事义在先。“财富不足惜,人命甚可贵,小利不足惜,大义甚可惜。”[15]这是土司母亲饥荒时开仓放粮救济民众时说的话。彭母老夫人逝世时,“远近黎庶风雨齐来,临棺咸不悯其丧。”可见“义”的感召力。土司高层带头,重义之风普及民众。

土家人“礼”的核心在于“敬”,待人真诚、礼貌,坚持“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之信条。一般人做到有礼不难,“富而有礼”却不易,彭氏土司将“礼”世代相传,奉为祖训。土司彭翼南十八岁领兵出征抗倭,皇帝嘉奖“东南战功第一”,可谓战功卓著,威名远扬,可他待人:“不敛民庶,凡送迎出予必裕,故士夫贾胥得其欢心。”外界称溪州为“蛮”,其实不然,土司时期,土家人对“礼”的规定很多很细,举止言谈,均有分寸,并且:“每须夜寐检点:日言日行,循乎道义礼节否?有益世道身心否?不当,随觉即改,方可立身成人。”[16]

彭氏土司对内对外讲究一个“和”字,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是一致的。土家人常说人和万里行,家和万事兴,邦和万世宁。对上和,与中央王朝和睦相处,表现在频繁地朝贡,心悦诚服地服从征调。自公元940年溪州铜柱盟约至改土归流,818年无大的战乱。对邻和,为了密切关系,溪州土司与周边土司多有联姻关系。对下和,彭氏土司入主溪州,并非一家独大,其十分注意发挥异姓的积极性,从与楚王希范谈判的人员构成可见一斑,19人中,田、龚、覃、向、朱五姓占十一人,且五姓均有人在溪州土司上层和下级担任重要职务。

彭氏土司在其辖区强调“孝顺”,子女赡养老人谓之孝,顺心老人谓之顺。历代土司以身作则。一是为先辈树碑立传,以记先辈恩德,传承优良家风。“德政碑”在老司城保存甚多。二是百忙抽时,陪同父母游玩,至今,老司城摩崖石刻,还留有土司陪同父母游玩的碑刻。三是听从父母教诲,用实际行动行孝。土司彭世麒亲自为母撰写的墓志铭《诰封明故.太淑人彭母墓志铭》说:“常勉世麒,莅政必先守守则,尔闻朝廷调征,寝食俱废…..。” 彭世麒用自己的行动履行对母亲的承诺,并用墓志铭方式公布于世,既是对母亲的孝敬,亦是对众人的引领。

溪州土司及其民众的报国之忠,可与爱国将领岳飞媲美,是以鲜血和生命铸写的。特别是抗倭之战,其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感天动地。明朝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前后,溪州土司彭明辅家庭接连发生不幸,其长子、次子、长孙、次孙先后在朝廷征调的战争中战死、病亡,按序承袭的宣慰使连年发生变更,1554年,年仅18岁的次孙彭翼南袭职即接到朝廷赴东南抗倭的圣旨,连遇家庭不幸的彭明辅,强忍丧子丧孙之痛,坚定支持初出茅庐的孙子彭翼南奔赴战场,但又放心不下,当孙子彭翼南率3000土兵参战之即,年迈的彭明辅又亲率1000兵马奔赴前线助战,爷孙并肩率兵抗倭,中国史上前所未有,事迹催人泪下。即使遭到像“抗辽”战争这样全军覆灭,下次的调征同样在所不惜,足以彰显彭氏土司及其民众的忠国之心。

综上所述,彭氏家族入主溪州,采取正确的“融入”而不“侵入”方式对待土家文化,从而顺当地成为“毕兹卡”即当地人,当地人即土家人的淳朴、善良、勤劳、爱家、孝顺的心理特质,在彭氏家族融入的优质文化影响下,升华为“勤、义、礼、和、孝、忠” 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武陵山区形成一支有独立语言和文化特色的群体,这支群体的形成,用现在概念表达,就是土家文化与土司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正如湖南省文物局研究员,里耶秦简和老司城文物考古队队长柴焕波先生所说,“彭氏及其所代表的蛮族五姓(田、向、覃、朱、龚),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激烈争斗中,激发起族群的内聚力。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生活舞台,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整体的情感。加上中央王朝“蛮不出峒,汉不入境”封闭政策,使它在不太漫长的几个世纪中,逐渐特化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民族:土家族。[17]

 

参考文献:

[1] 《土司家族的世代传承》——永顺彭氏土司谱系研究109  成臻铭 民族出版社

[2]《土司家族的世代传承》——永顺彭氏土司谱系研究120  成臻铭 民族出版社

[3].光绪《龙山县志》卷之兵防上 3114

[4]().西南溪峒诸蛮传上》,卷49314177—14178页 北京,中华书局,1977

[5]《中国古铜柱通论》254页 彭武文 岳麓出版社,2009

[6]《从溪州铜柱到德政碑》110—111页,田清旺,民族出版社,2014

[7]《永顺府志.,风俗》

[8].《龙山县志》

[9].张廷玉等《明史.湖广土司》卷3107997页,中华书局,2007

[10]全唐诗第十册,常建诗《空灵山应田叟》

[11]《溪州土司全传》,第61页,彭剑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

[12]《从溪州铜柱到德政碑》129—130页,田清旺,民族出版社,2014

[13]《土家纵横谈》242页,田荆贵,未来出版社,2007

[14]《皇明诰封昭毅将军、授云南右布政使、湖广永顺宣慰彭侯墓志铭》,现存老司城博物馆

[15]《诰封明故太淑人彭母墓志铭》现存老司城

[16]《永顺县彭氏族谱》第18

[17]《从王村到老司城》柴焕波,中国文物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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