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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的姚彦
来源:转载 点击数:27次 更新时间:2020/1/12 23:43:17

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的姚彦

19274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对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位同志处以绞刑。姚彦就在这20位革命烈士之中。

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姚彦,原名姚光彦,字文生,号仲云,1903年出生在保靖县大妥乡红岩溪一户封建地主家庭。他命途多舛,3岁丧父,4岁丧母,靠姐姐教养。6岁时,姐姐聘请族兄、秀才姚光茂为师,给他与其兄二人居家课读。姚彦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遇到不懂之处就要寻根究底,直到完全领悟为止。姚彦同情家贫读不起书的小伙伴,以“无伴”为由,让姐姐同意本寨贫穷子弟9人全部免费入学。看到别人有困难,他不遗余力,解囊相助,特别是对学习中缺少笔墨纸砚的穷孩子,他总是把自己的送给他们,别人稍有犹豫,他就恳切相劝:“我没了可以买,你没有就写不成。”冬天见贫穷子弟衣衫单薄、赤脚光膊,他就脱下自己的衣服、裤子、鞋子甚至袜子相送,别人不敢穿,他又亲自帮助穿上。他12岁考入县城学校后,深受新文化的影响,立志要走上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当地人们流传着“二少爷,良心好,年不大,知识高。人凡志不凡,身小心不小”的赞许。

1920年,17岁的姚彦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秉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念,毅然只身来到北京。听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便慕名考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钻研,因而成绩优异,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北大正科。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诸如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乡好友、北京市党的秘密交通员米世珍;北京市政执行部路有余,以及共产党员谭祖尧等同志。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姚彦不仅认清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且懂得了国家、民族怎样由弱变强、由穷变富,以及青年志士在国弱民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的历史重任等很多道理。特别是在李大钊《青春》一文中发出的“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号召下,他不仅手不释卷,刻苦钻研学业,而且积极投入学校或社会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他撰写的《提倡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的评论文章引人注目,被社会各界称赞为“寓意深刻、分析精辟、笔锋尖刻”。192511月,经米世珍介绍,姚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年年底,姚彦满怀着极大的热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保靖。他坚决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回到家里,他就动员自己的哥哥,把自家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从而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在姚彦提出“分田”问题时,姚彦的哥哥姚伯春暴跳如雷,说:“放屁,穷人闹共产,想田想土,我们在保靖不居第一,也居第二,毁家毁业,何图之有?”姚彦沉着、耐心地解释说:“哥哥,莫起火,慢慢听我讲。你记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们提出分田,这两者并不矛盾嘛!且现在是国共合作,政府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们何乐而不为?”姚伯春怒气稍有收敛,但仍顽固不化,他说:“俗话说得好,成家如同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你应知道,我们的祖老太是烧炭起家的,来之不易呀,我们这一代怎么能当败家子呢?”姚彦更加理直气壮,他说:“耕者有其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愿意也要干,不愿意也得干,只不过是时间迟早而已。”姚伯春仍不同意,他说:“天干有大势,水荒有众人,政府的命令未到,我们的田土管得一天是一天,管得一年是一年。”姚彦一时无法说服固执的哥哥,就提出:“既然如此,我们二一添作五,家业平半分,今后,我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姚伯春仍以长者自居,语气专横地说:“父母亡,长哥长嫂当爹娘,这一家,应该我说了算,我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姚彦不示弱,大胆反驳,他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哥嫂做得有理,我就拥护,做得不对,我就反对。你既然不接受我的意见,那么,我们找亲友公议。”一场争论,不欢而散。后来经亲友协商,一致同意减租,不分业。姚彦部分田土由原来的“六四分成”(地六佃四),改为对半或“六四分成”(地四佃六)。出于当时社会压力和革命经费的需要,姚彦勉强同意了。为了迅速将此事让佃户知道,他又按着佃户人口多少的不同情况,亲自带着食盐(每户1-2斤)到各户拜访,并勉励大家说:“暂时困难不要怕,今后一定有办法……”姚彦的义举深受当地佃户和其他农民的拥护和欢迎。

姚彦是中共北京市地方委员会成员,19262月被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员。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姚彦学习更勤奋,工作更积极,经常奔走于机关厂矿之中,往来于学生居民之间,从事党的各项秘密活动,以主编《中山生活社》为掩护,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地下党组织,拟定斗争方案。同时又与米世珍一道,为家乡保靖县遭受特大旱灾发起募捐活动,赈救家乡灾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高尚品德。这年秋天,米世珍被北洋军阀警察机关以嫌疑犯拘捕,姚彦积极开展营救。动员群众拒绝为警察提供证据。警察派人到永靖会馆(保靖县城)查询时,同乡一致以“米系孤儿,一贯忠诚,绝非歹徒,甘愿具结”作证,迫使敌人以“查无实据,准予交保开释”收场。党组织曾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他以“我情况熟,有利工作”为由,要求留下,让其他同志去学习。当时中共北方局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均设在苏联使馆内,是特务、警察盯梢、监视最严的地方。有两个特务曾以姚彦为目标,坚持“姚在哪里,就跟在哪里”。可是姚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乔装打扮,机警行动,甩开特务监视,经常出入于此,转送情报,散发传单,始终保持与李大钊、路有余、谭祖尧等的联系。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他经常变换住址,先后移居亚洲公寓、石驸马大街和绒线胡同等地方,以摆脱敌人的盯梢,深得李大钊的信任。

3月,“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一片白色恐怖。318日,姚彦等同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反动军警的暴行。反动军阀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打死群众47人,打伤150人。姚彦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秘密地、积极地进行慰问抢救伤者,哀悼、安置死者的工作,并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段祺瑞的凶残面目。

19274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6日,刚当上“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下令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旧俄兵营内,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无辜居民共60余人加以逮捕,姚彦和妻子胡宝先以及两个幼子也同时被捕入狱。

姚彦入狱后,凶残的敌人为了实现其“澄清共党,一网打尽”的野心,绞尽脑汁施展各种罪恶伎俩。首先,以娇妻、爱子相诱降,声言:“夫妻年轻,孩子活泼,幸福团聚,莫此为快。现在只要你讲明组织成员姓名、居住地点、活动事实、今后决心悔改等内容就可获释……”姚彦冷言以对,斥问:“好汉做事好汉当,妻子儿子何罪有?”敌人见软的不行,便原形毕露,大声呵斥:“好,敬酒不吃吃罚酒,看看是你骨头硬,还是我家伙硬。”于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喽啰张牙舞爪,对姚彦先后使用了“猴儿抱桩”“坐老虎凳”等10多种酷刑。可是钢铁铸成的共产党员姚彦尽管痛得几度晕厥,却始终一言不发。敌人无奈,只好将纸笔送到牢中,要他“慢慢交代”。姚彦义正辞严,一挥而就:“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正宜我辈努力奋发,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措国家于磐石之安……”敌人恼羞成怒,又对姚彦进行所谓“军法会审”,因做贼心虚,不敢公开进行,只有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对李大钊、姚彦等再次审问,仍是一无所获,不得不以“各重要党人皆与在侦缉处所供毫无差异”上报。

428日,张作霖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宣布李大钊、姚彦等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秘密组织枪弹、印信、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等“罪状”,并立即将李大钊、姚彦等20人押解刑场,执行绞杀。姚彦气宇轩昂,神色镇定,昂首阔步,从容就义。

姚彦被害后,在京同乡亲友无不义愤填膺。虽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但胡治南、罗鬯生、彭钰昌等10余人冒着生命危险,集资收殓,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北京西郊湖南义园里,很多群众也怀着满腔悲愤赶来坟地焚化纸钱,以示悼念。北京《晨报》及其他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哀悼,对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姚彦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党为人民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家乡人民。

 

(州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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